“如果一个公司提出要用CCUS技术解决碳排放问题，那么可以看作他们是在‘漂绿’。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吸烟，我们不应该处理烟气，掐灭烟蒂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手段。”

COP28现场，一位反对化石燃料的人士对36碳表示。

这个表述看上去颇为“激进”。碳捕获与碳封存技术（CCS）、碳捕获、利用和封存技术（CCUS）在COP28上引发了强烈争议，给这场大会添了不少“火药味”。

36碳在COP28现场观察到，一些行业协会、社会民间组织对CCS、CCUS技术的可行性都提出质疑，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抵制。

“CCS 、CCUS 显然是化石燃料公司布下的骗局。大多数项目业主都是油气公司，未来他们可以继续每天生产1亿桶石油，再声称用CCUS 技术来抵消二氧化碳，以‘洗脱’他们大规模生产化石燃料的罪名。”抗议人士在COP28的会场上表示。

被称为“碳捕手”的CCS、CCUS技术，为何在COP28上如此不受待见？事实本应如此吗？

COP28现场，不少化石燃料的抗议人士质疑CCS技术。

图源：作者拍摄。

陷入巨大争议的“碳捕手”

“碳捕获、利用和储存技术（CCUS）在减排方面是重要的，但其作用十分有限。”今年11月，能源转型委员会发布的一则报告中提到。

在COP28大会现场，36碳采访了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、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前主席Adair Turner。对于这一争议，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“当我们考虑如何实现净零目标时，有两种方法：一是实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，二是继续使用化石燃料，但用 CCUS 来抵消。我们认为，合适的平衡组合是实际减排占到85%，碳捕获和储存负责剩下的15%。” Adair Turner告诉36碳。他认为CCUS这类技术是必要的减碳手段，但需要考虑优先级。

不仅是此次COP28，实际上CCS /CCUS技术早已陷入非议。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宜之计，而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，甚至被要求退出历史舞台。

究其原因，即使这是被称为“最火碳捕手”的新兴科技，但成本造价高、运行效率低、商业模式不成熟等都是难以忽视的现实问题，也为CCS /CCUS的商业化部署画上一个问号。

首先，技术有效性成为“众矢之的”。

2022年9月，澳大利亚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（IEEFA）的一份报告中，分析了全球13个CCS旗舰项目的表现，结论是大多数国家碳捕获项目的运行效果都远低于预期。

例如，世界上最大的CCS项目—Gorgon，该项目由美国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雪佛龙公司斥资21亿美元建成，项目地位于西澳大利亚。该项目在实施的前五年中，却还没达到碳捕集目标的50%。

因此，为了满足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减排目标承诺，雪佛龙不得不在2021年的澳大利亚碳交易市场中，额外花费2亿多美元购买碳税去抵免。

雪佛龙公司投建的Gorgon项目。

另外，埃克森美孚位于美国怀俄明州舒特溪的LaBarge工厂，其碳捕获的产能表现落后于目标约36%。

麦肯锡在今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，全球CCUS的吸收量需要从目前的水平扩大120倍，每年捕获的二氧化碳增加到至少42亿吨，才能保证各国在2050年实现净零承诺。

同时，CCS/CCUS的“经济账”也不太好看，其综合成本远高于可再生能源部署价格和世界各地的碳价，这又成为阻碍技术规模化的又一座大山。

Turner告诉36碳，太阳能、风能的成本正在快速下降， 但CCUS的成本降速、融资速度都未达预期，这使得CCUS技术很难满足未来的目标需求。

麦肯锡的研究显示，到2035年，全球每年需要对CCUS技术投资1200亿至1500亿美元才能实现净零排放，巨大的资金缺口仍是问题。

在今年COP28召开前夕，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，呼吁油气生产商放弃“大量碳捕获的幻想”，而应转向清洁能源。

这一结论直接引发OPEC（石油输出国组织）国家的不满，公开发文指责说这是“极其狭隘的框架”，会对能源安全和可操作性产生不利影响。

CCS、CCUS技术争论不休，但从技术本身来看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问题。

事实上，没有CCS/CCUS技术，实现碳中和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。

梁希研究CCUS技术多年，他告诉36碳，在实现碳中和（净零排放）的情景下，来自水泥、石化、钢铁行业的部分碳排放仍然无法避免，这就需要CCUS技术去抵消。

以水泥生产为例，其生产流程包括加热硅砂、石灰石、板岩、粘土和铁矿石等常用材料，而三分之二的排放来自与加热石灰石产生的相关化学反应。

那么即使是需求侧改进、能效提升、清洁能源替代等传统措施，都无法解决水泥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排放问题，因此CCUS 成为目前唯一可扩展的减排方案。

同时，考虑到能源安全、电网稳定性、长期输电稳定等要素，未来是需要一个电力集合，其中需要一定的化石能源。那么这个情境下，实现碳中和就需要部署CCUS技术。

另外，结合生物燃料或空气直接捕集技术，CCUS还可以实现“负排放”。

生物燃料，例如BECCS（如木材颗粒和农业废物）可以将植物吸收的二氧化碳，进行捕集和封存，创造了负排放的能源生产路径。而直接空气捕集技术（DAC），可以直接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，再通过CCUS技术将其封存，推动实现负排放目标。

因此，CCUS的角色已从过去一项储备性、过渡性的新兴技术，成为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托底性技术，甚至是负排放的解决方案。

从成本构成看，CCS/CCUS技术的成本取决于工艺类型、捕获技术、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位置。

以碳捕集为例，这是最影响成本高低的环节，因为二氧化碳必须与氧气、氮气和甲烷等其他气体分离，期间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。

但这个环节的成本区间也非常宽，影响捕集成本的主要因子是烟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，会因二氧化碳来源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：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越低，分离二氧化碳所需的能源需求就越高，从而导致成本升高。

在水泥生产场景中，可以从废气流中产生浓度较高、相对纯净二氧化碳的工业工艺，在配合使用中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。

梁希也提到，天然气处理、煤化工制氢单元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在70%-80%以上，这部分二氧化碳分离的成本通常在20美元以下。

因此，CCUS技术对于工业领域减排而言，实际上是最便宜的选择之一。对现有工业设备设施进行CCUS改造，有时会比使用替代技术建设新产能更具成本效益。

CCUS与主要低碳技术边际减排成本对比。

Adair Turner也表示，在某些生产场景下，碳捕获和储存可能是最便宜的生产方式。例如在现有技术条件下，如果天然气足够便宜，生产蓝氢叠加CCUS技术会比生产绿氢的成本更低。

CCS/CCUS的未来市场增量空间很大，目前行业依旧遇到资金难题，梁希认为这项挑战的根源在于气候政策，更直观点说就是碳价的问题。

“中国目前的碳价格比较低，会影响CCUS技术大规模部署的动力。如果现在的碳价（包括碳市场、碳税、财政补贴、碳排放绩效考核等形式的政策工具）涨到500元一吨，企业自身减碳就可以赚到钱，或者说少交税。企业会选择合适的CCUS技术路径，从而取得成本优势和经济效益。” 梁希说。

可以明显看出，实现碳中和目标，并不是要讨论谁该退出、谁该加入这么简单，这并非一个二元问题，而是需要一个合理、高效的技术组合，以及相应的政策推行机制去推动深度减排。

CCS、CCUS技术作为一种解决碳排放问题的“丑小鸭”角色，目前仍在不断承受非议。但如果不区分场景就“Say No”，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激进做法。

| 本文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

来源：36碳